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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返工啦！”广东“花式”喊你回来上班******

　　“4年前，妈妈从家乡前往广东务工。今天，我也来了。”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城县的00后韦双燕，第一次乘坐返岗专列，踏上了新年开工之旅。1月30日，D3755次“稳就业促发展——桂籍务工人员入粤返岗免费专列”载着544名广西务工人员，抵达广州南站。 一身纯白羽绒服的韦双燕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她告诉记者，今年是她正式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她将到广州市番禺区当教师。“妈妈来广东务工供我读大学，我也想在这里圆梦。”在她看来，这里不仅收入较高，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制造业当家”释放高质量发展强烈信号

　　新春开工第一天，广东省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制造业当家”成为热议话题。制造业发展，是广东2023年的头等大事。今年，广东将安排省重点项目1530个，总投资约8.4万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万亿元，单是超百亿元项目就达205个。目前，广东省制造业总产值预计突破16万亿元大关，拥有70余万户制造业企业法人和一大批优质企业、8个万亿元级战略性产业集群。

　　“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大会上，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表示，今天的广东，量的增长到了平台期，质的突破还处在酝酿期。只要质的提升取得新的突破，我们就可以迎来量的井喷，可以开启新一轮发展和赶超。庞大的经济体量意味着要下更大功夫克服增长的惯性。在危与机、稳与进、攻与守的纵横捭阖中，广东经济的“危”源自高质量发展不足，“机”要靠高质量发展才能紧紧抓住。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广东的根本出路。

　　这是近年来广东省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会议。主会场与会嘉宾1000人，有半数以上来自企业；通过视频会议，大会内容实时纵贯广东各市县，算上各地分会场，总人数达2.5万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围绕“重点项目重大平台”“制造业当家”“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五外联动”等主题深入探讨，共谋发展思路和举措。此次大会，还把时间留足给各行业“当家人”畅所欲言，有企业家脱稿指出发展中的不足。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脊梁”。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厅长涂高坤说，“广东是制造业大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塑造和提升广东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优势具有重要意义。”广东力争2023年全省工业投资增长达到10%以上，发挥工业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目前，广东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约占全国的1/8，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超四成，吸纳超三成的就业人口……过去一年，广东有力有效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交出经济总量12.9万亿元、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的优异成绩单，这背后离不开“制造业当家”。

　　“逆向招工”复工忙

　　春节过后，广东迎来异地务工人员返岗高峰，“稳就业”“保用工”折射出广东各地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后，新的一大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将先后动工，近期会有力地拉升用工数量。”广东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夏义兵透露，广东已于节前跨省“逆向招工”，组织各地市企业组团到劳务协作省份现场招聘、预订员工。“早在正月初五，我们就组织从桂林开往深圳的全国首趟返岗专列。”劳务输出大省劳动力在粤就业稳定，有效保障了在粤企业用工需求。

　　截至目前，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广西等地已有100多趟返岗务工专列陆续抵达广东。预计到2月5日(正月十五)，还将有80多趟返岗务工专列抵达广东。这些专列将确保超过10万名外省到广东务工人员顺利返岗。据广东省人社厅监测和分析，节前返乡的外省务工人员达1700多万，返岗比例超过50%，重点监测企业开工比例超过60%，预计节后外省务工人员返岗率可达90%以上。

　　“我在东莞工作快16年了，希望今年的收入能涨点儿，我们才能更好地培养两个孩子读书，以后考上好大学。”来自广西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的陶彩仙在东莞黄江镇农村电子厂里工作。她说，“目前还是普通员工，今年有望当上领班。”她的丈夫也在附近工厂上班，主要负责钢铁焊接等生产工作，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元的工资，能较好地照顾一家人的生活。

　　家住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屯村的韦纯发在广东打工已有9年，5年前他在老家建了3层楼房，还买了车给小孩上班用。他希望新年能继续多挣钱，把家里的厨房装修好。在柳州市柳江区三都镇十里贡的韦文坤，目前在广州花都某企业担任领班。“在广东工作15年来，给家里带来了不少变化，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新房子修了两层，也买了小车。今年最大的心愿是提升技能，从领班岗位再升一级，多挣钱培养3个小孩读书。”

　　1月31日，600名贵州籍务工人员搭乘D2811次列车从贵州毕节来到广州。他们大多是节前已在广东就业的返乡员工，还有少量新入粤务工人员。下车时，不少人开心地用粤语说：“返工啦！”老乡们带着大包小包的家乡“年味儿”，奔赴充满希望的工作岗位。

　　来自贵州毕节的李成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建筑工地干活儿。近几年，李成宏春节后都是乘坐返岗专列，返回距离老家约1100公里的广东上班。他说，以前返岗路程远、车票不好买，现在返乡返岗有保障，而且免费，感觉很“暖”。“挣更多的钱是我最大的心愿，最近工期比较紧，所以想尽快复工。”

　　春运期间，广东省人社部门计划节后直接组织返岗专列14趟，专车380班次，包机3趟，“点对点”组织外省劳动者入粤返岗2.5万人，目前已通过专列共帮助1800余名务工人员及时入粤返岗就业，示范带动各地和企业加大组织对接力度，帮助农民工便捷返岗、快速就业，保障节后企业用工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他乡即故乡”“东西南北中，发展到广东”的良好氛围。

　　真金白银保用工

　　春节后开工首日，格兰仕集团鼓声阵阵、龙狮起舞，一线员工们“人手一份”开工红包。生产部门负责绕线工作的毛爱平说，早在节前，企业就帮他们张罗节后从湖南怀化老家返回的车票和接站，所以春节过得“很淡定”。

　　节前，格兰仕全面启动2023年新春招聘工作，从广东到广西、贵州等地跨省对接用工，面向社会推出数十种技工岗位，首批招聘5000多名技工人才。春节期间，他们持续在“云端”进行招聘，通过“全员技工化”战略，为入职的一线技工规划“普工-关键岗位-产业技工-工程师”的发展路径。

　　“人社部门出台了优惠政策和提供财政补贴，帮助企业稳定员工、扩大招聘，生产线一开工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格兰仕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梁昭贤介绍，格兰仕已从传统的“接单—研发—生产—交货”模式转型为供应、生产、销售、用户一体化的工业互联网生态，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全系统数据闭环。

　　在东莞市大朗镇，不少企业已是一派繁忙景象。东莞市厚威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员工已基本到位。公司总裁办总监周建涛说，在政府支持和企业努力下，大部分回家过年的员工都已回到了工作岗位，复工率达到90%左右。中山市南头镇TCL空调制造中心工厂厂长向民军说，正月初四他就接到了从广西梧州回来上班的员工。看着一辆辆返岗专车陆续开进工厂，他的心里踏实了很多。

　　广东外省务工人员2300万，约占全国的1/3。人社部门的监测显示，春节前，外省务工人员返乡率约75%。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谢忠保介绍，当前，广东整体的返岗和用工情况呈现为“两个平稳”：员工返岗平稳有序；企业用工平稳提升。截至目前，员工返岗率达到一半以上，基本回到疫情前正常年份的同期水平。目前，全省企业相继开工，用工需求迅速回暖。

　　据悉，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岗位供求缺口约50万人，求人倍率超过1.9。2022年以来，广东省人社部门为应对严峻疫情挑战，拿出真金白银超830亿元助企纾困，送政策、送资金、送服务，引导企业将员工稳在广东、稳在企业、稳在岗位。

　　此次返岗，广东省人社厅联合广西和贵州人社部门、广铁集团等有关部门紧密对接、提前谋划，专门制定务工人员安全有序入粤返岗方案。从建立入粤返岗清单、筛查出行名单、开行返岗专列、接驳送达目的地等环节，畅通务工人员从行前、途中到上岗的入粤返岗全链条，帮助务工人员尽快返岗。接下来，广东将继续保持与云南、四川等劳务输出大省对接合作，持续深化与广西、贵州东西部协作机制；保持就业扶持政策延续性，继续将协作省区在粤脱贫人口纳入政策全覆盖，充分保障岗位供给和稳定就业。

　　（中国青年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林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