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4省份2022年人口逆势增长,经济增速第一的江西增加10.58万人****** 作者:林小昭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人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却实现了人口增长。 GDP增速第一,江西人口增长10.58万人 这其中,中部省份江西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4527.98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58万人,增长0.23%。全年出生人口32.5万人,同比减少5.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19‰,下降1.15个千分点;死亡人口31.4万人,增加1.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6.94‰,上升0.23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下降1.38个千分点。 对一个省份来说,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即人口净流入)。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去年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5‰,按此计算约1.13万人。也就是说,去年江西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新增流入人口9.45万人。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麻智辉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以前外出人口较多。近年来,江西经济增速比较快,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西加大了承接了东部产业转移的力度,江西承接了较多的大项目、大的产业链。同时,江西这几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在GDP中的占比明显提升。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叠加近几年疫情影响,因此,有不少外出人口回流到家乡创业或就近务工。 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GDP增速达到4.7%,与邻省福建并列全国第一。其中,在外贸方面,2022年,江西外贸总值6713亿元,一举跨过5000亿元、6000亿元两个台阶,较上年增长34.9%;进出口规模居全国第15位,较2021年前进3位。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江西毗邻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就近转移的成本比较低。近年来江西的招商引资力度很大,东南沿海的大量产业转移到江西,近年来江西经济发展非常快。 麻智辉说,江西这几年承接的产业转移非常多,除了地理位置便利外,一方面,江西近年来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其次,近年来江西的交通和物流条件有大幅改善,高铁、高速公路网络日臻完善,物流成本也有很大幅度的降低。再次,江西产业园区的配套能力也有很大程度的改善。这几年江西对产业链高度重视,推动实施产业链链长制,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了很多起来到江西来发展。 数据显示,去年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1%,高于全国3.5个百分点。江西省统计局局长方向军表示,去年全年江西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达1.03万亿元,增长 23.7%。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锂电、光伏产业集聚效用日益凸显,全年新能源产业实现营业收入4065.1亿元,增长120.3%,占规上工业比重为8.4%,比2021年提高4.2百分点。在宜春时代、国轩高科、吉利动力电池、抚州比亚迪等百亿级投资项目的带动下,新能源产业投资增长30.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江西城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城镇化的提升也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数据显示,2022年江西城镇常住人口2810.5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34.12万人;乡村常住人口1717.46万人,减少23.5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07%,比上年末提高0.61个百分点。 麻智辉说,江西人口增长,跟随着近几年江西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提高,城市的面貌改善也有关。以前很多人在在沿海地区买房置业,现在有不少人回到江西买房置业、就业。 另一方面,去年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受疫情影响,有部分人返回老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今年这部分人是否返回沿海地区? 在麻智辉看来,去年江西人口的增长,可能会有一部分人因为疫情因素从沿海回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江西近年来承接产业转移较多,近几年经济增长位居前列,有不少人回家创业或就近就业。 多个中西部省份常住人口增长 江西之外,目前广西、重庆、甘肃3个省份也公布了2022年人口数据。从发布的数据来看,这些省份2022年均实现人口增长。其中,甘肃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省常住人口249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21.1万人,人口出生率为8.47‰;死亡人口21.2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04‰。按此计算,去年甘肃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0.1万人,在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1万人。 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区常住人口504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万人。人口出生率8.51‰,人口死亡率7.08‰,人口自然增长率1.43‰。也就是说,去年广西人口自然增长这块,约为7.2万人。按此计算,去年广西人口机械增长即新增流入人口约为2.8万人。 重庆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321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0.9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98‰;死亡人口26.0万人,人口死亡率为8.09‰;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1‰。按此计算,去年重庆在人口自然增长方面,约为-6.8万。在人口机械增长方面,为新增流入人口7.7万人。 在2022年全国人口减少85万的情况下,多个中西部省份逆势增长,一方面有去年沿海疫情影响下,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产业转移,部分外出人口回流的因素。广东体改研究会会长彭澎分析,随着近年来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就近就业增多。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沿海闯荡积累了经验,返回老家创业。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